譯自漂浮之書(The book of floating)
我們觀察到，心理狀態如沮喪、焦慮，跟某些特別的生化內分泌息息相關，這個觀點可能你早已不驚訝了。而漂浮箱對於沮喪和焦慮相關的內分泌，有戲劇性的影響力。
因為將外在事件，如離婚、搭飛機，轉譯成生理或內在現象的地方，是在腦部邊緣系統發生，特別是透過下視丘和腦垂體的活動來完成，而這樣的活動創造了意義感。在漂浮箱中，這部分的腦最直接影響漂浮的經驗和感受。
沮喪(憂鬱)
在前面，我們討論過壓力反應，也就是為人熟知的「打或逃」反應。回溯遠古進化史，動物們為了處理對自身安全威脅的狀況，發展出藉由啟動交感神經的機制，來做為戰鬥或者逃跑的準備。交感神經是由快速分泌兒苯酚胺(如腎上腺素、去甲腎上腺素、多巴胺等)來啟動的。
然而，科學家開始相信，近期的發展當中，一個新的、有別於兒苯酚胺打或逃反應的「第三條路」已經被發展出來，這與促腎上腺皮質激素(ACTH)以及可體松相關。
要在高等動物複雜社交環境中生存，這個反應是必須的。它是除了打或逃以外的另一個實際的選項。
在生態學中，當面對挑戰時，決定用第三種方式，而不用打或逃來加以對應，這與ACTH的分泌機制相關。在一個單一領袖、階層化的社會結構中，第三條路就顯得非常重要。它涉及領袖動物宰制權的建立，也與抑制原始打逃反應，以建立社會結構相關。
藉由喪失控制權的無力(沮喪)感，動物得以利用服從的方式，取代以「打或逃」來處理衝突。被壓制的動物，因為高濃度的ACTH，不再競爭，而改以接受挫折的不悅，來處理衝突。
人類就是高度發展與複雜社會化狀況的標準例子，通常其中都有一個單一領袖動物(比如說：老闆)，並且其對建置的群體與有控制權。
人類常常不能打或逃，而必須接受挫折所引起的內在衝突和不悅。舉例來說，當老闆要你馬上工作，打或逃是沒有用的。
藉由服從，人可能獲得更多利益，但他們也要常常經驗到一陣子高濃度的ACTH和可體松所帶來的沮喪時間，並且獨自面對它。
亨利博士表示，許多近代的研究顯示，無助感是沮喪的嚴謹決定因素。「人在沮喪時最脆弱，那些發現自已的反抗是徹底無用的人，反應最為強烈。」
在實驗室的研究當中，無助感會導致原生可體松濃度的大量提升。換句話說，這些試驗也確定了，當屈服和感到無助時，ACTH與可體松的分泌會增加，而感覺主導和自信時，可體松的濃度水平是比較低的。
大量的研究證明，沮喪感和高濃度水平的ACTH與可體松有密切關係。人表現出A型行為(侵略性、競爭性、與時間競賽)，在壓力下，會對沮喪比較敏感，而且ACTH和可體松的水平會反常的高。
亨利博士也指出，在爾遜伯爵的人在壓力狀況下的近代研究：「可體松與效率負相關，與恐懼正相關，也與佛洛伊德防禦原型相關。爾遜發現了皮質賀爾蒙和特別的精神病發展間的相關性，例如沮喪和有缺陷的免疫反應機制間的關係。」
沮喪跟垂體－腎上腺的分泌(如原生質可體松和ACTH)的確定關聯性是顯著而且重要的。
約翰透納和湯瑪士費恩對於漂浮的效應，針對了這些生化機制做了一些測量，他們對兩個群組做過超過八個療程的測試。他們發現這些漂浮者，ACTH和原生質可體松水平，都發生有意義的降低。
「我們也看到」透納說：「在漂浮後，在REST機構的群組，他們的原生質可體松，超過五天仍然保持在較低的水平。
也就是說，在最後漂浮的五天以後，他們的原生質可體松水平，仍然有意義的保持在基準線之下，而且也有意義的低於對照組。」在他們的結論當中，漂浮是「跟垂體－腎上腺活動的降低是相關的。」
所以完整的連結是：沮喪跟臣服與無助感相關，而這三者，全與垂體－腎上腺分泌活動相關。而漂浮會導致垂體－腎上腺分泌活動戲劇性、長期的降低。
方程式就很清楚了：藉由明確的降低與沮喪相關的生化物質，漂浮應該可以降低或減輕沮喪(憂鬱)。
我說「應該」，是因為還沒有一個針對憂鬱的漂浮影響，具控制組的研究。但似乎至少針對於無助感所引發，屬於ACTH與可體松過度分泌型的憂鬱，漂浮的效應是直接有益的。(我們處理的這型憂鬱，一般本質上是由生活壓力和事件所引發。這不包括由遺傳或長期生化失衡所導致的憂鬱。這類型的憂鬱，漂浮是沒有幫助的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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